1915年初，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主张“今欲救亡，先去共和”，全国一片愕然。

1915年9月11日，唐继尧开始一系列的反袁军事会议，在其弟唐继禹的警卫团本部秘密召开，开始，大家害怕不肯发表意见，于是唐继尧主张以无记名投票法解决，结果，反对帝制，全体通过。

蔡锷摆脱袁世凯后几经周折来到昆明，他惊讶地发现唐继尧正开始第四次会议，而且已经对讨袁军事有了周详的准备，于是很快的，大家决议以护国立名，展开护国战争。

许多人认为，连蔡锷本人都同意打倒袁世凯贡献最大的，当属唐继尧的护国决心与准备，当有人将之简约为“蔡锷起义”时，人们难免想到那是唐继尧的军阀背景，加上蔡锷的功成身故千古完人，也有人批评是蔡锷的老师梁启超的个人私心在作祟。

1915年8月3日，《亚细亚报》刊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的文章《共和与君主论》，主张中国采行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古德诺受聘于袁世凯为其宪法顾问。该文反复强调共和制的成功取决于两点，人民的教育程度和政权的有序继承，中国人民当时的教育程度还很低，又无宪政经验，要通过共和制来选举总统很难成功。

不久，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将之视为有力的依据，并宣传是美国大政治家古德诺博士的主张。

但是有人分析，古德诺的一个重要前提被当时的人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忽略了，那就是“立宪”。

古德诺的思想里，不管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要以立宪为基础，前者如英国与日本，后者如美国，但是人们却简单的把君主制与旧制皇帝画上了等号，进而把君主与共和分别贴上封建与进步的标记；真正的关键点“立宪与法制”，人们却忽略了！

1915年7月9日，打着《大明慈悲国》旗号的余清风等人率领抗日民众，在后堀仔一带站稳根据地后，分袭甲仙埔，十张犁，大丘园等地派出所和警察驻所，击毙日本官警34人，把台湾抗拒日本统治的运动带入一个高潮。

两年前，余清风即以碾米商的身份，在台南市组织抗日力量，号召人民奋起驱逐“倭奴”，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建设一个没有贫富悬殊、没有租税的自由平等社会。

余清风的队伍曾一度扩大到一千余人，但终究不敌日本的大举搜捕，一个半月后，连同其他2000人被捕。

包括余清风在内，866人被判处死刑，惨狱之重震惊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