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84年(康熙23年),清朝在台湾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和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
1723年(雍正元年),在原来诸罗县内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
1787年(乾隆52年),诸罗县改为嘉义县。
1812年(嘉庆17年),增设噶玛兰厅。
1875年(光绪元年),在艋舺创建台北府、基隆厅、卑南厅和埔里社厅,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淡水厅县改为新竹县,噶玛兰厅改为宜兰县。
1885年10月12日,慈禧太后下旨“巡抚分驻、建省分治”,福建由闽浙总督兼管,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正式下诏在台湾建省。
台湾府正式成为清朝的第20个行省。 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但不到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历任四位巡抚后,台湾被迫割让日本。


1887年9月12日,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后,启程带舰返回中国,次年北洋成军,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
这位应聘到中国,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每天演练各种阵势,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且都“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甚至还“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丝毫不见懈怠。
渐渐地,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
但是三年后,发生了“撤旗事件”,丁汝昌暂时离舰,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琅威理愤然辞职。
此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为开拓中国火柴市场,日本各地的领事馆于1887年9月21日起,接受“制燧社”等工商团体的要求开始收集中国的火柴市场资料,参与的领事馆包括天津、芝罘、上海、汉口、福州、牛庄与香港等地。
近代贸易中,火柴是一项时髦且实用的大宗项目,1876年日本开始有了火柴工场,1878年上海的大马路,即今南京东路,开始出现代理销售的“樱花牌”火柴。
中国开始有自己的火柴厂,一说是1889年的重庆森昌秦,一说是1879年的广州巧明火柴厂。
但不管如何,20世纪初,中国火柴近八成都是仰赖日本进口,当时日本与瑞典、美国并称三大火柴生产国,各地领事馆协助市场调查与资料收集是个极重要的一环。


1883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西南门户洞开,除了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外,中国的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也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1892年8月22日,被视为“义盗”,专抢法国人武装财物的陆亚宋一伙在中越边境进攻一股出巡的法军,击毙法军22人,活捉1人,并将俘虏杀头沥血生祭战死的同伙,法国为此立下“23名被陆特宋突袭致死的戴维特遣队成员”的纪念碑,并誓死缉捕陆特宋。
在法国的胁迫下,清政府命令广西提督苏元春剿办,但苏元春很清楚陆的为人,最后只是予以收编,并没有送交法国处理。
面对法国的质疑,苏元春厉声回答“我这里只有陆亚宋,没有陆特宋”,就这样瞒过了法国人和朝政府。
陆亚宋就是后来著名的桂系首领及两广王--陆荣廷。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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