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普法战争以后,德国宰相俾斯麦觉察到法俄接近的迹象,为应付东西两线可能的进攻,选择以奥国为伙伴。
1879年9月21日,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同奥国首相谈判,开始积极筹备反俄的德奥同盟条约,半个月后,两国签订秘文结为盟国。
该盟约内容包括,缔约国一方遭到俄国进攻,他方应以全部兵力援助,一方遭到第三国(尤指法国)进攻,他方应采取善意中立,条约暂定为期 5年并保守秘密。
德奥同盟成为德国外交的政策基石,也成了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轴心,它引起法俄联盟,促成欧洲列强分裂为两大军事体系,最终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建构。
该条约一直持续到40年后的一次大战结束。


1892年,孙中山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成为第一位澳门华人西医,一年后,1893年7月18日,他与葡萄牙人飞南第合力创办《镜海丛报》,是澳门第一份双语新闻报纸,也是比香港1900年《中国日报》更早的宣扬革命的报纸。
《镜海丛报》主要部分有社论,新闻和广告三部分,内容包涵当时的政治、经济和革命党活动;孙中山以匿名兼任主笔及编辑,除了民主思想外,他也不避讳宣传自己“镜湖孙医生的医术高明“,期能让民众更多了解西医的科学性。
该报除了在澳门香港发行外,还远销福州、厦门、上海、北京,更到了吕宋、旧金山、东帝汶、葡萄牙等有华人的地区,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算得上是个开山之作。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鸵鸟政策》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如旅行家俱乐部,陆军海军俱乐部,革新俱乐部,东印度公司三军会,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
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就会伸长脖子,紧贴地面而卧,甚至将头钻在沙中,身体蜷曲一团,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这种现象,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
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据说还是起于非洲。
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外交和经济等领域。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
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即1873年,就有“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与夫争扭”的报道,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华洋互殴,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
百年后的今天,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有人直呼世风日下,“上海小男人”,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没有“大男人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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