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威理验收巡洋舰启程返国
(1887年09月12日)

1887年9月12日，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后，启程带舰返回中国，次年北洋成军，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

这位应聘到中国，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每天演练各种阵势，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且都“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甚至还“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丝毫不见懈怠。

渐渐地，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

但是三年后，发生了“撤旗事件”，丁汝昌暂时离舰，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琅威理愤然辞职。

此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

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
(1894年08月03日)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专门打劫法军被称为义盗
(1892年08月22日)

1883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西南门户洞开，除了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外，中国的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也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1892年8月22日，被视为“义盗”，专抢法国人武装财物的陆亚宋一伙在中越边境进攻一股出巡的法军，击毙法军22人，活捉1人，并将俘虏杀头沥血生祭战死的同伙，法国为此立下“23名被陆特宋突袭致死的戴维特遣队成员”的纪念碑，并誓死缉捕陆特宋。

在法国的胁迫下，清政府命令广西提督苏元春剿办，但苏元春很清楚陆的为人，最后只是予以收编，并没有送交法国处理。

面对法国的质疑，苏元春厉声回答“我这里只有陆亚宋，没有陆特宋”，就这样瞒过了法国人和朝政府。

陆亚宋就是后来著名的桂系首领及两广王--陆荣廷。

引进官商合作，刘铭传遭到罢官
(1890年08月12日)

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在台湾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创办了第一个邮政局，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淡水大桥》，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经营台湾最大的煤矿《基隆煤矿》等。

但正是这个自1866年即开始采矿的基隆煤矿，让刘铭传丢了乌纱帽。

基隆煤矿在官办多年后，亏损累累，就在刘铭传决定采用“官商合办，为期二十年，官一商二”的方式继续承办时遭到朝廷的极力反对。

1890年8月12日，总理衙门决定驳斥刘铭传的计划，理由是：商人承办官矿，进退之柄理当操之于官。一周后，给了刘铭传一个“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的罪名，予以革职。

有人评价，刘铭传在6年巡抚期间，除了保全台湾之外，还予以全面建设，功劳实不在光复台湾的郑成功之下。

广州鼠疫大流行，10%人口死亡%
(1894年07月15日)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法国免费相赠，美国却却没钱安置
(1885年08月19日)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