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4年8月6日,正当中日战争爆发,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
报道中感到好奇,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卸下黄马褂呢?
有人说,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
如果成功了,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
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建设新式海军,师法过程波折不断,明争暗斗中经历了英国,德国再英国的转换阶段。
1890年8月29日,李鸿章的得力幕僚薛福成正式出任驻英公使,他在日记中开始记下中国如何从采购德国的《济远级》军舰转向英国的《致远级》军舰。
济远舰是德国为中国建造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舰,尽管设计上大量效仿英国,但并没有完全学到家,被指出有8处缺陷。中国开始回头找到英国的设计大师怀特,得到一种全新的巡洋舰设计方案,并一举获得了中国的新订单。
这位在清末外交与政经改革卓有贡献,又善于记述的薛福成,对这些军舰的设计与技术都有详细的记载,在确保清政府买到当时世界顶级的巡洋舰同时,还留下了兼有文学和史料价值的许多资料。
中国海军的建军过程与相当多的技术资料正是出自薛福成的日记。


自1877年,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1888年7月14日,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
就在同时,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
爱迪生认为“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
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1897年,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普法战争以后,德国宰相俾斯麦觉察到法俄接近的迹象,为应付东西两线可能的进攻,选择以奥国为伙伴。
1879年9月21日,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同奥国首相谈判,开始积极筹备反俄的德奥同盟条约,半个月后,两国签订秘文结为盟国。
该盟约内容包括,缔约国一方遭到俄国进攻,他方应以全部兵力援助,一方遭到第三国(尤指法国)进攻,他方应采取善意中立,条约暂定为期 5年并保守秘密。
德奥同盟成为德国外交的政策基石,也成了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轴心,它引起法俄联盟,促成欧洲列强分裂为两大军事体系,最终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建构。
该条约一直持续到40年后的一次大战结束。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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