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10年筹建后,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营业兴旺,获利很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不到4年,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94年9月19日,原址重建,规模更大,织布机达到750台,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
原来大火时《申报》所载“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是不出几年,却因经营失当,亏损连年,1901年以后,逐步变为私人所有,并转卖汇丰银行。
这个筹建十年,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1684年(康熙23年),清朝在台湾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和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
1723年(雍正元年),在原来诸罗县内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
1787年(乾隆52年),诸罗县改为嘉义县。
1812年(嘉庆17年),增设噶玛兰厅。
1875年(光绪元年),在艋舺创建台北府、基隆厅、卑南厅和埔里社厅,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淡水厅县改为新竹县,噶玛兰厅改为宜兰县。
1885年10月12日,慈禧太后下旨“巡抚分驻、建省分治”,福建由闽浙总督兼管,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正式下诏在台湾建省。
台湾府正式成为清朝的第20个行省。 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但不到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历任四位巡抚后,台湾被迫割让日本。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自1877年,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1888年7月14日,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
就在同时,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
爱迪生认为“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
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1897年,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


1887年9月12日,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后,启程带舰返回中国,次年北洋成军,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
这位应聘到中国,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每天演练各种阵势,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且都“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甚至还“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丝毫不见懈怠。
渐渐地,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
但是三年后,发生了“撤旗事件”,丁汝昌暂时离舰,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琅威理愤然辞职。
此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5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平壤之战点燃,清军叶志超弃城狂奔五百里,于6天后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深刻体认朝廷腐败的孙中山,决定抓住中日战争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两个月后,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但他放弃了向李鸿章上书的“君主立宪”主张,改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共和”思想。
有人觉得孙中山这样的转变有很浓的《支那改造论》痕迹,正中日本的圈套:满汉分裂,共和不稳,日本得以中间调解,让清帝退回满洲,受日本保护。
甚至有人大胆推论,兴中会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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