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鼠疫大流行，10%人口死亡%
(1894年07月15日)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爱迪生参观埃菲尔铁塔极力赞叹
(1889年09月10日)

正当在实验室里试验电影发明之际，1889年9月10日，爱迪生特别来到巴黎参观了刚建成的艾菲尔铁塔，非常激动，极力赞美艾菲尔的杰作。

最初，艾菲尔铁塔只是配合政府于1889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所建造，当时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希望高塔能够吸引参观者买票参观，并且在世博会后能轻易拆除。

艾菲尔以四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仅金属结构即重达7300吨的庞然大物，这对当时人类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迹。

本意只让站立20年的艾菲尔铁塔，终因为它宝贵的通信价值与一战期间表现的军事价值，获得了继续保留的许可证。

正当爱迪生赞叹之时，巴黎很多市民认为它影响市容不断批评，小说家莫泊桑更是恨之入骨，但他每天却在塔里的餐厅吃午饭，记者问他为什么？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句：这是唯一在巴黎无法看到它的地方。

爱迪生作生意把留声机当做录音机出租
(1888年07月14日)

自1877年，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1888年7月14日，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

就在同时，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

爱迪生认为“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

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1897年，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

织布局大火后重建规模更大
(1894年09月19日)

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10年筹建后，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营业兴旺，获利很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不到4年，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94年9月19日，原址重建，规模更大，织布机达到750台，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

原来大火时《申报》所载“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是不出几年，却因经营失当，亏损连年，1901年以后，逐步变为私人所有，并转卖汇丰银行。

这个筹建十年，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法国免费相赠，美国却却没钱安置
(1885年08月19日)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
(1894年08月03日)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