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1951年底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中，暴露出大量的贪污与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漏税有关。

1952年1月26日，中共决定“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要求在全国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各地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

这个在1952年10月结束的运动，强化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但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根据当时北京市对私营工商户的分类，半违法与全违法约占全部工商户30%％。

日本占领台湾时期，殖民政府和日本移民占有大量土地，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接收了这些土地，名曰“公地”，这些公地占台湾耕地的20％以上，约30万亩。

台湾省政府决定大规模实施公地放领，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贷款方式向农民出售，以放领土地的农作物全年总产量的两倍半作为地价，承领者分10年向当局偿还地价，还清后即为土地所有者。而放领公地的地价收入，则主要用作扶植自耕农基金和发展农业生产基金，以改良水利设施和增加农业贷款。

1952年1月23日，首期公地放领，7万余农户受惠；之后的20多年，总共放领了76%的公地给了约30万农民。这就是台湾甚为自豪的土地改革三部曲《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的第二步。

1952年2月10日，时任中共天津与石家庄地委与市委领导的刘青山与张子善，被推上河北省两万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被判死刑且立即执行。

他们被查出利用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款、治河款、救济粮、地方粮等，总计达170多万元（原为170多亿旧币，以下均换算成新币）；勾结奸商投机倒把，使国家财产损失达21万元；二人生活腐化，贪污挥霍达3万8千多元。

据统计，新中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共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6亿元，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刘青山与张子善的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