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
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即1873年,就有“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与夫争扭”的报道,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华洋互殴,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
百年后的今天,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有人直呼世风日下,“上海小男人”,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没有“大男人主义”等。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为了威慑俄国觊觎之心,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扬威》等六艘军舰赴朝鲜釜山巡游,同时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1886年8月6日,四艘已服役六年的舰艇开赴长崎进行大修保养。
一星期后,中国水军上岸休假,是中国军人首度登上日本本土,但却爆发了《长崎815血案》,双方近百名军民死伤,友好访问变成流血冲突。
自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句口头禅,甚至连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日本舰队,另一组扮成中国定远号与镇远号,被追的到处跑。
两年后,亚洲第一,大小舰艇56艘的《北洋水师》正式组建成立。
再六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89年9月20日,第一届国际计量大会根据瑞士制造的米原器,给《米》的定义是“0℃时,巴黎国际计量局截面为X形的铂铱合金尺两端刻线记号间的距离”,这是国际计量局第一次给米下的定义。
在这之前的1875年,法国国民议会即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促成17国代表《米制公约》,统一以铂铱合金线纹米原器为长度单位。
但因刻线本身就有一个宽度,科学家们对这个精度只达0.2μm的米原器感到不满意,除了要保持恒温外,外界变化一个大气压,它就会伸缩万分之一毫米,而且金属制造的尺,终究不可避免要腐蚀损坏,无法复制延续。
直到1960年与1983年,分别改以氪86原子能级间跃迁与光子在真空中的行程重新下定义后,才结束了70多年国际间以实物为长度基准的方式。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自1877年,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1888年7月14日,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
就在同时,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
爱迪生认为“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
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1897年,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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