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鸵鸟政策》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如旅行家俱乐部,陆军海军俱乐部,革新俱乐部,东印度公司三军会,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
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就会伸长脖子,紧贴地面而卧,甚至将头钻在沙中,身体蜷曲一团,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这种现象,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
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据说还是起于非洲。
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外交和经济等领域。


1883年,入侵越南的法国已拥有半个柬埔寨的宗主权,但仍不知足向泰国讨要另一半,1893年7月13日,法国海军借口“庆祝国庆”,将炮舰驶入湄南河口,发动《河口战争》,战后泰国被迫将湄公河东岸割予法国。
十年后,泰王拉玛五世被迫和法国进行勘界谈判,但是在划分两国界线,以扁担山脉分水岭为界时,原本在泰国境内的《帕威夏神庙》,由于处于战略制高点,被法国军官作了手脚改划在法属一方。
这个错误当时泰国未予察觉,至今造成泰柬两国不断的边界冲突,而且愈演愈烈。
供奉印度教的《帕威夏神庙》原本为柬埔寨人所建,在泰王拉玛一世时趁柬埔寨内乱和越南合伙瓜分柬埔寨后,纳入泰国版图。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
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即1873年,就有“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与夫争扭”的报道,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华洋互殴,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
百年后的今天,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有人直呼世风日下,“上海小男人”,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没有“大男人主义”等。


1894年8月6日,正当中日战争爆发,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
报道中感到好奇,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卸下黄马褂呢?
有人说,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
如果成功了,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
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10年筹建后,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营业兴旺,获利很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不到4年,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94年9月19日,原址重建,规模更大,织布机达到750台,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
原来大火时《申报》所载“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是不出几年,却因经营失当,亏损连年,1901年以后,逐步变为私人所有,并转卖汇丰银行。
这个筹建十年,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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