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877年,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1888年7月14日,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
就在同时,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
爱迪生认为“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
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1897年,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


1894年8月6日,正当中日战争爆发,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
报道中感到好奇,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卸下黄马褂呢?
有人说,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
如果成功了,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
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在台湾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创办了第一个邮政局,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淡水大桥》,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经营台湾最大的煤矿《基隆煤矿》等。
但正是这个自1866年即开始采矿的基隆煤矿,让刘铭传丢了乌纱帽。
基隆煤矿在官办多年后,亏损累累,就在刘铭传决定采用“官商合办,为期二十年,官一商二”的方式继续承办时遭到朝廷的极力反对。
1890年8月12日,总理衙门决定驳斥刘铭传的计划,理由是:商人承办官矿,进退之柄理当操之于官。一周后,给了刘铭传一个“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的罪名,予以革职。
有人评价,刘铭传在6年巡抚期间,除了保全台湾之外,还予以全面建设,功劳实不在光复台湾的郑成功之下。


1887年9月12日,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后,启程带舰返回中国,次年北洋成军,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
这位应聘到中国,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每天演练各种阵势,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且都“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甚至还“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丝毫不见懈怠。
渐渐地,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
但是三年后,发生了“撤旗事件”,丁汝昌暂时离舰,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琅威理愤然辞职。
此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


1883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西南门户洞开,除了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外,中国的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也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1892年8月22日,被视为“义盗”,专抢法国人武装财物的陆亚宋一伙在中越边境进攻一股出巡的法军,击毙法军22人,活捉1人,并将俘虏杀头沥血生祭战死的同伙,法国为此立下“23名被陆特宋突袭致死的戴维特遣队成员”的纪念碑,并誓死缉捕陆特宋。
在法国的胁迫下,清政府命令广西提督苏元春剿办,但苏元春很清楚陆的为人,最后只是予以收编,并没有送交法国处理。
面对法国的质疑,苏元春厉声回答“我这里只有陆亚宋,没有陆特宋”,就这样瞒过了法国人和朝政府。
陆亚宋就是后来著名的桂系首领及两广王--陆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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