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5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平壤之战点燃,清军叶志超弃城狂奔五百里,于6天后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深刻体认朝廷腐败的孙中山,决定抓住中日战争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两个月后,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但他放弃了向李鸿章上书的“君主立宪”主张,改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共和”思想。
有人觉得孙中山这样的转变有很浓的《支那改造论》痕迹,正中日本的圈套:满汉分裂,共和不稳,日本得以中间调解,让清帝退回满洲,受日本保护。
甚至有人大胆推论,兴中会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
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即1873年,就有“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与夫争扭”的报道,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华洋互殴,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
百年后的今天,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有人直呼世风日下,“上海小男人”,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没有“大男人主义”等。


正当在实验室里试验电影发明之际,1889年9月10日,爱迪生特别来到巴黎参观了刚建成的艾菲尔铁塔,非常激动,极力赞美艾菲尔的杰作。
最初,艾菲尔铁塔只是配合政府于1889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所建造,当时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希望高塔能够吸引参观者买票参观,并且在世博会后能轻易拆除。
艾菲尔以四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仅金属结构即重达7300吨的庞然大物,这对当时人类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迹。
本意只让站立20年的艾菲尔铁塔,终因为它宝贵的通信价值与一战期间表现的军事价值,获得了继续保留的许可证。
正当爱迪生赞叹之时,巴黎很多市民认为它影响市容不断批评,小说家莫泊桑更是恨之入骨,但他每天却在塔里的餐厅吃午饭,记者问他为什么?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句:这是唯一在巴黎无法看到它的地方。


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在台湾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创办了第一个邮政局,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淡水大桥》,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经营台湾最大的煤矿《基隆煤矿》等。
但正是这个自1866年即开始采矿的基隆煤矿,让刘铭传丢了乌纱帽。
基隆煤矿在官办多年后,亏损累累,就在刘铭传决定采用“官商合办,为期二十年,官一商二”的方式继续承办时遭到朝廷的极力反对。
1890年8月12日,总理衙门决定驳斥刘铭传的计划,理由是:商人承办官矿,进退之柄理当操之于官。一周后,给了刘铭传一个“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的罪名,予以革职。
有人评价,刘铭传在6年巡抚期间,除了保全台湾之外,还予以全面建设,功劳实不在光复台湾的郑成功之下。


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10年筹建后,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营业兴旺,获利很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不到4年,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94年9月19日,原址重建,规模更大,织布机达到750台,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
原来大火时《申报》所载“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是不出几年,却因经营失当,亏损连年,1901年以后,逐步变为私人所有,并转卖汇丰银行。
这个筹建十年,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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