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领事馆收集中国火柴市场资料
(1887年09月21日)

为开拓中国火柴市场，日本各地的领事馆于1887年9月21日起，接受“制燧社”等工商团体的要求开始收集中国的火柴市场资料，参与的领事馆包括天津、芝罘、上海、汉口、福州、牛庄与香港等地。

近代贸易中，火柴是一项时髦且实用的大宗项目，1876年日本开始有了火柴工场，1878年上海的大马路，即今南京东路，开始出现代理销售的“樱花牌”火柴。

中国开始有自己的火柴厂，一说是1889年的重庆森昌秦，一说是1879年的广州巧明火柴厂。

但不管如何，20世纪初，中国火柴近八成都是仰赖日本进口，当时日本与瑞典、美国并称三大火柴生产国，各地领事馆协助市场调查与资料收集是个极重要的一环。

高升号事件耗时十年，清兵士气沉重打击
(1894年08月08日)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黄马褂是荣誉象征，也是权术手腕
(1894年08月06日)

1894年8月6日，正当中日战争爆发，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

报道中感到好奇，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卸下黄马褂呢？

有人说，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

如果成功了，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

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申报评论妇女寡廉鲜耻
(1885年09月23日)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

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即1873年，就有“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与夫争扭”的报道，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华洋互殴，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

百年后的今天，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有人直呼世风日下，“上海小男人”，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没有“大男人主义”等。

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
(1894年08月03日)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爱迪生作生意把留声机当做录音机出租
(1888年07月14日)

自1877年，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1888年7月14日，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

就在同时，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

爱迪生认为“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

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1897年，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