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鼠疫大流行，10%人口死亡%
(1894年07月15日)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织布局大火后重建规模更大
(1894年09月19日)

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10年筹建后，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营业兴旺，获利很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不到4年，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94年9月19日，原址重建，规模更大，织布机达到750台，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

原来大火时《申报》所载“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是不出几年，却因经营失当，亏损连年，1901年以后，逐步变为私人所有，并转卖汇丰银行。

这个筹建十年，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海军友好访问，竟然变成不友好流血冲突
(1886年08月06日)

为了威慑俄国觊觎之心，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扬威》等六艘军舰赴朝鲜釜山巡游，同时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1886年8月6日，四艘已服役六年的舰艇开赴长崎进行大修保养。

一星期后，中国水军上岸休假，是中国军人首度登上日本本土，但却爆发了《长崎815血案》，双方近百名军民死伤，友好访问变成流血冲突。

自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句口头禅，甚至连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日本舰队，另一组扮成中国定远号与镇远号，被追的到处跑。

两年后，亚洲第一，大小舰艇56艘的《北洋水师》正式组建成立。

再六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高升号事件耗时十年，清兵士气沉重打击
(1894年08月08日)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
(1894年08月03日)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兴中会是日本军部外围组织？
(1893年09月15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5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平壤之战点燃，清军叶志超弃城狂奔五百里，于6天后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深刻体认朝廷腐败的孙中山，决定抓住中日战争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两个月后，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但他放弃了向李鸿章上书的“君主立宪”主张，改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共和”思想。

有人觉得孙中山这样的转变有很浓的《支那改造论》痕迹，正中日本的圈套：满汉分裂，共和不稳，日本得以中间调解，让清帝退回满洲，受日本保护。

甚至有人大胆推论，兴中会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