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威理验收巡洋舰启程返国
(1887年09月12日)

1887年9月12日，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后，启程带舰返回中国，次年北洋成军，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

这位应聘到中国，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每天演练各种阵势，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且都“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甚至还“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丝毫不见懈怠。

渐渐地，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

但是三年后，发生了“撤旗事件”，丁汝昌暂时离舰，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琅威理愤然辞职。

此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

申报评论妇女寡廉鲜耻
(1885年09月23日)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

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即1873年，就有“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与夫争扭”的报道，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华洋互殴，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

百年后的今天，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有人直呼世风日下，“上海小男人”，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没有“大男人主义”等。

高升号事件耗时十年，清兵士气沉重打击
(1894年08月08日)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广州鼠疫大流行，10%人口死亡%
(1894年07月15日)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
(1894年08月03日)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兴中会是日本军部外围组织？
(1893年09月15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5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平壤之战点燃，清军叶志超弃城狂奔五百里，于6天后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深刻体认朝廷腐败的孙中山，决定抓住中日战争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两个月后，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但他放弃了向李鸿章上书的“君主立宪”主张，改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共和”思想。

有人觉得孙中山这样的转变有很浓的《支那改造论》痕迹，正中日本的圈套：满汉分裂，共和不稳，日本得以中间调解，让清帝退回满洲，受日本保护。

甚至有人大胆推论，兴中会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