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87年9月12日,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后,启程带舰返回中国,次年北洋成军,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
这位应聘到中国,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每天演练各种阵势,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且都“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甚至还“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丝毫不见懈怠。
渐渐地,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
但是三年后,发生了“撤旗事件”,丁汝昌暂时离舰,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琅威理愤然辞职。
此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


1883年为越南主权爆发的中法战争,一直传言法国舰队在福州外港集结,准备开火,闹得满城人心惶惶。
结果法舰没有向福州开火,反倒轰击台湾基隆,并强行登陆,1884年8月6日下午6点半,《申报》接到福州记者这项消息时,日报已排版,他们便以传单形式另行刊印并广为散发,是为中国首份中文《号外》。
自清末有报纸以来,《号外》并不少见,但由于印刷数量少,且都是街头免费散发,极易随手丢弃,以致存世稀少,至今都是人们的收藏品。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号外如今价格几千元,1949年4月《人民日报》的号外,价值逾万元,即便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也值数十元。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
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即1873年,就有“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与夫争扭”的报道,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华洋互殴,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
百年后的今天,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有人直呼世风日下,“上海小男人”,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没有“大男人主义”等。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1883年,入侵越南的法国已拥有半个柬埔寨的宗主权,但仍不知足向泰国讨要另一半,1893年7月13日,法国海军借口“庆祝国庆”,将炮舰驶入湄南河口,发动《河口战争》,战后泰国被迫将湄公河东岸割予法国。
十年后,泰王拉玛五世被迫和法国进行勘界谈判,但是在划分两国界线,以扁担山脉分水岭为界时,原本在泰国境内的《帕威夏神庙》,由于处于战略制高点,被法国军官作了手脚改划在法属一方。
这个错误当时泰国未予察觉,至今造成泰柬两国不断的边界冲突,而且愈演愈烈。
供奉印度教的《帕威夏神庙》原本为柬埔寨人所建,在泰王拉玛一世时趁柬埔寨内乱和越南合伙瓜分柬埔寨后,纳入泰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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