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政策起于英国一本刊物
(1891年09月12日)

《鸵鸟政策》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如旅行家俱乐部，陆军海军俱乐部，革新俱乐部，东印度公司三军会，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

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就会伸长脖子，紧贴地面而卧，甚至将头钻在沙中，身体蜷曲一团，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这种现象，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

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据说还是起于非洲。

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外交和经济等领域。

织布局大火后重建规模更大
(1894年09月19日)

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10年筹建后，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营业兴旺，获利很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不到4年，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94年9月19日，原址重建，规模更大，织布机达到750台，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

原来大火时《申报》所载“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是不出几年，却因经营失当，亏损连年，1901年以后，逐步变为私人所有，并转卖汇丰银行。

这个筹建十年，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
(1894年08月03日)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广州鼠疫大流行，10%人口死亡%
(1894年07月15日)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高升号事件耗时十年，清兵士气沉重打击
(1894年08月08日)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法国免费相赠，美国却却没钱安置
(1885年08月19日)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