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官商合作，刘铭传遭到罢官
(1890年08月12日)

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在台湾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创办了第一个邮政局，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淡水大桥》，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经营台湾最大的煤矿《基隆煤矿》等。

但正是这个自1866年即开始采矿的基隆煤矿，让刘铭传丢了乌纱帽。

基隆煤矿在官办多年后，亏损累累，就在刘铭传决定采用“官商合办，为期二十年，官一商二”的方式继续承办时遭到朝廷的极力反对。

1890年8月12日，总理衙门决定驳斥刘铭传的计划，理由是：商人承办官矿，进退之柄理当操之于官。一周后，给了刘铭传一个“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的罪名，予以革职。

有人评价，刘铭传在6年巡抚期间，除了保全台湾之外，还予以全面建设，功劳实不在光复台湾的郑成功之下。

专门打劫法军被称为义盗
(1892年08月22日)

1883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西南门户洞开，除了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外，中国的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也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1892年8月22日，被视为“义盗”，专抢法国人武装财物的陆亚宋一伙在中越边境进攻一股出巡的法军，击毙法军22人，活捉1人，并将俘虏杀头沥血生祭战死的同伙，法国为此立下“23名被陆特宋突袭致死的戴维特遣队成员”的纪念碑，并誓死缉捕陆特宋。

在法国的胁迫下，清政府命令广西提督苏元春剿办，但苏元春很清楚陆的为人，最后只是予以收编，并没有送交法国处理。

面对法国的质疑，苏元春厉声回答“我这里只有陆亚宋，没有陆特宋”，就这样瞒过了法国人和朝政府。

陆亚宋就是后来著名的桂系首领及两广王--陆荣廷。

中国人私拓碑文格杀勿论
(1885年08月25日)

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前后五年请求，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要他轻骑简从，改装易服，前往吉林、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

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学术上，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如黄龙府，上京会宁府，唐渤海大氏都城，咸平府，五国等地。

最令人称道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永宁寺碑》碑文，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

曹廷杰冒险拓碑文，不是悬崖峭壁之险，而是杀头之险，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格杀勿论！

琅威理验收巡洋舰启程返国
(1887年09月12日)

1887年9月12日，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后，启程带舰返回中国，次年北洋成军，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

这位应聘到中国，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每天演练各种阵势，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且都“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甚至还“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丝毫不见懈怠。

渐渐地，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

但是三年后，发生了“撤旗事件”，丁汝昌暂时离舰，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琅威理愤然辞职。

此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

广州鼠疫大流行，10%人口死亡%
(1894年07月15日)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铁血宰相俾斯麦开始德奥同盟谈判
(1879年09月21日)

普法战争以后，德国宰相俾斯麦觉察到法俄接近的迹象，为应付东西两线可能的进攻，选择以奥国为伙伴。

1879年9月21日，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同奥国首相谈判，开始积极筹备反俄的德奥同盟条约，半个月后，两国签订秘文结为盟国。

该盟约内容包括，缔约国一方遭到俄国进攻，他方应以全部兵力援助，一方遭到第三国（尤指法国）进攻，他方应采取善意中立，条约暂定为期 5年并保守秘密。

德奥同盟成为德国外交的政策基石，也成了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轴心，它引起法俄联盟，促成欧洲列强分裂为两大军事体系，最终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建构。

该条约一直持续到40年后的一次大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