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当在实验室里试验电影发明之际,1889年9月10日,爱迪生特别来到巴黎参观了刚建成的艾菲尔铁塔,非常激动,极力赞美艾菲尔的杰作。
最初,艾菲尔铁塔只是配合政府于1889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所建造,当时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希望高塔能够吸引参观者买票参观,并且在世博会后能轻易拆除。
艾菲尔以四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仅金属结构即重达7300吨的庞然大物,这对当时人类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迹。
本意只让站立20年的艾菲尔铁塔,终因为它宝贵的通信价值与一战期间表现的军事价值,获得了继续保留的许可证。
正当爱迪生赞叹之时,巴黎很多市民认为它影响市容不断批评,小说家莫泊桑更是恨之入骨,但他每天却在塔里的餐厅吃午饭,记者问他为什么?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句:这是唯一在巴黎无法看到它的地方。


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在台湾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创办了第一个邮政局,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淡水大桥》,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经营台湾最大的煤矿《基隆煤矿》等。
但正是这个自1866年即开始采矿的基隆煤矿,让刘铭传丢了乌纱帽。
基隆煤矿在官办多年后,亏损累累,就在刘铭传决定采用“官商合办,为期二十年,官一商二”的方式继续承办时遭到朝廷的极力反对。
1890年8月12日,总理衙门决定驳斥刘铭传的计划,理由是:商人承办官矿,进退之柄理当操之于官。一周后,给了刘铭传一个“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的罪名,予以革职。
有人评价,刘铭传在6年巡抚期间,除了保全台湾之外,还予以全面建设,功劳实不在光复台湾的郑成功之下。


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10年筹建后,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营业兴旺,获利很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不到4年,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94年9月19日,原址重建,规模更大,织布机达到750台,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
原来大火时《申报》所载“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是不出几年,却因经营失当,亏损连年,1901年以后,逐步变为私人所有,并转卖汇丰银行。
这个筹建十年,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自1877年,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1888年7月14日,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
就在同时,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
爱迪生认为“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
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1897年,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


普法战争以后,德国宰相俾斯麦觉察到法俄接近的迹象,为应付东西两线可能的进攻,选择以奥国为伙伴。
1879年9月21日,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同奥国首相谈判,开始积极筹备反俄的德奥同盟条约,半个月后,两国签订秘文结为盟国。
该盟约内容包括,缔约国一方遭到俄国进攻,他方应以全部兵力援助,一方遭到第三国(尤指法国)进攻,他方应采取善意中立,条约暂定为期 5年并保守秘密。
德奥同盟成为德国外交的政策基石,也成了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轴心,它引起法俄联盟,促成欧洲列强分裂为两大军事体系,最终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建构。
该条约一直持续到40年后的一次大战结束。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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