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鸵鸟政策》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如旅行家俱乐部,陆军海军俱乐部,革新俱乐部,东印度公司三军会,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
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就会伸长脖子,紧贴地面而卧,甚至将头钻在沙中,身体蜷曲一团,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这种现象,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
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据说还是起于非洲。
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外交和经济等领域。


正当在实验室里试验电影发明之际,1889年9月10日,爱迪生特别来到巴黎参观了刚建成的艾菲尔铁塔,非常激动,极力赞美艾菲尔的杰作。
最初,艾菲尔铁塔只是配合政府于1889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所建造,当时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希望高塔能够吸引参观者买票参观,并且在世博会后能轻易拆除。
艾菲尔以四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仅金属结构即重达7300吨的庞然大物,这对当时人类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迹。
本意只让站立20年的艾菲尔铁塔,终因为它宝贵的通信价值与一战期间表现的军事价值,获得了继续保留的许可证。
正当爱迪生赞叹之时,巴黎很多市民认为它影响市容不断批评,小说家莫泊桑更是恨之入骨,但他每天却在塔里的餐厅吃午饭,记者问他为什么?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句:这是唯一在巴黎无法看到它的地方。


1883年为越南主权爆发的中法战争,一直传言法国舰队在福州外港集结,准备开火,闹得满城人心惶惶。
结果法舰没有向福州开火,反倒轰击台湾基隆,并强行登陆,1884年8月6日下午6点半,《申报》接到福州记者这项消息时,日报已排版,他们便以传单形式另行刊印并广为散发,是为中国首份中文《号外》。
自清末有报纸以来,《号外》并不少见,但由于印刷数量少,且都是街头免费散发,极易随手丢弃,以致存世稀少,至今都是人们的收藏品。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号外如今价格几千元,1949年4月《人民日报》的号外,价值逾万元,即便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也值数十元。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1894年8月6日,正当中日战争爆发,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
报道中感到好奇,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卸下黄马褂呢?
有人说,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
如果成功了,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
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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