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威慑俄国觊觎之心,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扬威》等六艘军舰赴朝鲜釜山巡游,同时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1886年8月6日,四艘已服役六年的舰艇开赴长崎进行大修保养。
一星期后,中国水军上岸休假,是中国军人首度登上日本本土,但却爆发了《长崎815血案》,双方近百名军民死伤,友好访问变成流血冲突。
自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句口头禅,甚至连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日本舰队,另一组扮成中国定远号与镇远号,被追的到处跑。
两年后,亚洲第一,大小舰艇56艘的《北洋水师》正式组建成立。
再六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在台湾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创办了第一个邮政局,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淡水大桥》,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经营台湾最大的煤矿《基隆煤矿》等。
但正是这个自1866年即开始采矿的基隆煤矿,让刘铭传丢了乌纱帽。
基隆煤矿在官办多年后,亏损累累,就在刘铭传决定采用“官商合办,为期二十年,官一商二”的方式继续承办时遭到朝廷的极力反对。
1890年8月12日,总理衙门决定驳斥刘铭传的计划,理由是:商人承办官矿,进退之柄理当操之于官。一周后,给了刘铭传一个“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的罪名,予以革职。
有人评价,刘铭传在6年巡抚期间,除了保全台湾之外,还予以全面建设,功劳实不在光复台湾的郑成功之下。


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10年筹建后,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营业兴旺,获利很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不到4年,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94年9月19日,原址重建,规模更大,织布机达到750台,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
原来大火时《申报》所载“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是不出几年,却因经营失当,亏损连年,1901年以后,逐步变为私人所有,并转卖汇丰银行。
这个筹建十年,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平乱,日本借机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胁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中国军队出境。
1894年7月24日,日军断然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后,邀大院君李昰应入宫摄政,成立傀儡政府,并开始驱逐在牙山的中国军。
第二天,震惊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最终获得赔款两亿三千万两,舰艇等战利品一亿多日元,相当于日本1896年一年财政收入的4倍。
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有人以1894年7月日本强迫英国废除英日不平等条约和发动甲午战争作为其完成时间,前后仅仅26年,日本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变成了同西方列强可以并驾齐驱的强国。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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