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在台湾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创办了第一个邮政局,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淡水大桥》,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经营台湾最大的煤矿《基隆煤矿》等。
但正是这个自1866年即开始采矿的基隆煤矿,让刘铭传丢了乌纱帽。
基隆煤矿在官办多年后,亏损累累,就在刘铭传决定采用“官商合办,为期二十年,官一商二”的方式继续承办时遭到朝廷的极力反对。
1890年8月12日,总理衙门决定驳斥刘铭传的计划,理由是:商人承办官矿,进退之柄理当操之于官。一周后,给了刘铭传一个“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的罪名,予以革职。
有人评价,刘铭传在6年巡抚期间,除了保全台湾之外,还予以全面建设,功劳实不在光复台湾的郑成功之下。


正当在实验室里试验电影发明之际,1889年9月10日,爱迪生特别来到巴黎参观了刚建成的艾菲尔铁塔,非常激动,极力赞美艾菲尔的杰作。
最初,艾菲尔铁塔只是配合政府于1889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所建造,当时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希望高塔能够吸引参观者买票参观,并且在世博会后能轻易拆除。
艾菲尔以四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仅金属结构即重达7300吨的庞然大物,这对当时人类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迹。
本意只让站立20年的艾菲尔铁塔,终因为它宝贵的通信价值与一战期间表现的军事价值,获得了继续保留的许可证。
正当爱迪生赞叹之时,巴黎很多市民认为它影响市容不断批评,小说家莫泊桑更是恨之入骨,但他每天却在塔里的餐厅吃午饭,记者问他为什么?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句:这是唯一在巴黎无法看到它的地方。


自1877年,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1888年7月14日,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
就在同时,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
爱迪生认为“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
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1897年,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为了威慑俄国觊觎之心,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扬威》等六艘军舰赴朝鲜釜山巡游,同时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1886年8月6日,四艘已服役六年的舰艇开赴长崎进行大修保养。
一星期后,中国水军上岸休假,是中国军人首度登上日本本土,但却爆发了《长崎815血案》,双方近百名军民死伤,友好访问变成流血冲突。
自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句口头禅,甚至连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日本舰队,另一组扮成中国定远号与镇远号,被追的到处跑。
两年后,亚洲第一,大小舰艇56艘的《北洋水师》正式组建成立。
再六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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