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号事件耗时十年，清兵士气沉重打击
(1894年08月08日)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申报评论妇女寡廉鲜耻
(1885年09月23日)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

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即1873年，就有“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与夫争扭”的报道，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华洋互殴，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

百年后的今天，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有人直呼世风日下，“上海小男人”，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没有“大男人主义”等。

广州鼠疫大流行，10%人口死亡%
(1894年07月15日)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中国人私拓碑文格杀勿论
(1885年08月25日)

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前后五年请求，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要他轻骑简从，改装易服，前往吉林、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

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学术上，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如黄龙府，上京会宁府，唐渤海大氏都城，咸平府，五国等地。

最令人称道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永宁寺碑》碑文，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

曹廷杰冒险拓碑文，不是悬崖峭壁之险，而是杀头之险，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格杀勿论！

兴中会是日本军部外围组织？
(1893年09月15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5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平壤之战点燃，清军叶志超弃城狂奔五百里，于6天后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深刻体认朝廷腐败的孙中山，决定抓住中日战争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两个月后，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但他放弃了向李鸿章上书的“君主立宪”主张，改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共和”思想。

有人觉得孙中山这样的转变有很浓的《支那改造论》痕迹，正中日本的圈套：满汉分裂，共和不稳，日本得以中间调解，让清帝退回满洲，受日本保护。

甚至有人大胆推论，兴中会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

黄马褂是荣誉象征，也是权术手腕
(1894年08月06日)

1894年8月6日，正当中日战争爆发，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

报道中感到好奇，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卸下黄马褂呢？

有人说，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

如果成功了，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

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有点令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