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5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平壤之战点燃,清军叶志超弃城狂奔五百里,于6天后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深刻体认朝廷腐败的孙中山,决定抓住中日战争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两个月后,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但他放弃了向李鸿章上书的“君主立宪”主张,改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共和”思想。
有人觉得孙中山这样的转变有很浓的《支那改造论》痕迹,正中日本的圈套:满汉分裂,共和不稳,日本得以中间调解,让清帝退回满洲,受日本保护。
甚至有人大胆推论,兴中会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


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前后五年请求,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要他轻骑简从,改装易服,前往吉林、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
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学术上,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如黄龙府,上京会宁府,唐渤海大氏都城,咸平府,五国等地。
最令人称道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永宁寺碑》碑文,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
曹廷杰冒险拓碑文,不是悬崖峭壁之险,而是杀头之险,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格杀勿论!


1888年8月6日,英国伦敦东区白教堂附近,一名39岁妓女被杀,身中39刀,腹部被剖开,内脏外露。
接下来一个月,连续5起类似事件发生,《开膛手》一词传遍大街小巷,人人自危。
这位被英国评为最大恶棍的开膛手杰克,专挑街头妓女下手,受害人下腹部都被乱刀砍开,有的甚至内脏被掏出,散落在作案现场。
据说,澳大利亚学者在警方收到的恐吓信上找到残留的干瘪皮肤细胞,通过DNA检测分析,《开膛手》杰克竟然是女儿身。
至今仍未侦破,连性别都是谜的《开膛手》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情结,也是某一类犯罪的代名词,甚至成为一种受到欢迎的文化元素,不时在漫画,摇滚乐或玩具中出现。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
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即1873年,就有“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与夫争扭”的报道,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华洋互殴,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
百年后的今天,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有人直呼世风日下,“上海小男人”,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没有“大男人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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