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5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平壤之战点燃,清军叶志超弃城狂奔五百里,于6天后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深刻体认朝廷腐败的孙中山,决定抓住中日战争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两个月后,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但他放弃了向李鸿章上书的“君主立宪”主张,改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共和”思想。
有人觉得孙中山这样的转变有很浓的《支那改造论》痕迹,正中日本的圈套:满汉分裂,共和不稳,日本得以中间调解,让清帝退回满洲,受日本保护。
甚至有人大胆推论,兴中会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建设新式海军,师法过程波折不断,明争暗斗中经历了英国,德国再英国的转换阶段。
1890年8月29日,李鸿章的得力幕僚薛福成正式出任驻英公使,他在日记中开始记下中国如何从采购德国的《济远级》军舰转向英国的《致远级》军舰。
济远舰是德国为中国建造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舰,尽管设计上大量效仿英国,但并没有完全学到家,被指出有8处缺陷。中国开始回头找到英国的设计大师怀特,得到一种全新的巡洋舰设计方案,并一举获得了中国的新订单。
这位在清末外交与政经改革卓有贡献,又善于记述的薛福成,对这些军舰的设计与技术都有详细的记载,在确保清政府买到当时世界顶级的巡洋舰同时,还留下了兼有文学和史料价值的许多资料。
中国海军的建军过程与相当多的技术资料正是出自薛福成的日记。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在台湾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创办了第一个邮政局,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淡水大桥》,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经营台湾最大的煤矿《基隆煤矿》等。
但正是这个自1866年即开始采矿的基隆煤矿,让刘铭传丢了乌纱帽。
基隆煤矿在官办多年后,亏损累累,就在刘铭传决定采用“官商合办,为期二十年,官一商二”的方式继续承办时遭到朝廷的极力反对。
1890年8月12日,总理衙门决定驳斥刘铭传的计划,理由是:商人承办官矿,进退之柄理当操之于官。一周后,给了刘铭传一个“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的罪名,予以革职。
有人评价,刘铭传在6年巡抚期间,除了保全台湾之外,还予以全面建设,功劳实不在光复台湾的郑成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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