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4年8月6日,正当中日战争爆发,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
报道中感到好奇,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卸下黄马褂呢?
有人说,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
如果成功了,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
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1883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西南门户洞开,除了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外,中国的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也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1892年8月22日,被视为“义盗”,专抢法国人武装财物的陆亚宋一伙在中越边境进攻一股出巡的法军,击毙法军22人,活捉1人,并将俘虏杀头沥血生祭战死的同伙,法国为此立下“23名被陆特宋突袭致死的戴维特遣队成员”的纪念碑,并誓死缉捕陆特宋。
在法国的胁迫下,清政府命令广西提督苏元春剿办,但苏元春很清楚陆的为人,最后只是予以收编,并没有送交法国处理。
面对法国的质疑,苏元春厉声回答“我这里只有陆亚宋,没有陆特宋”,就这样瞒过了法国人和朝政府。
陆亚宋就是后来著名的桂系首领及两广王--陆荣廷。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
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即1873年,就有“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与夫争扭”的报道,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华洋互殴,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
百年后的今天,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有人直呼世风日下,“上海小男人”,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没有“大男人主义”等。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平乱,日本借机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胁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中国军队出境。
1894年7月24日,日军断然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后,邀大院君李昰应入宫摄政,成立傀儡政府,并开始驱逐在牙山的中国军。
第二天,震惊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最终获得赔款两亿三千万两,舰艇等战利品一亿多日元,相当于日本1896年一年财政收入的4倍。
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有人以1894年7月日本强迫英国废除英日不平等条约和发动甲午战争作为其完成时间,前后仅仅26年,日本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变成了同西方列强可以并驾齐驱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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