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1883年,入侵越南的法国已拥有半个柬埔寨的宗主权,但仍不知足向泰国讨要另一半,1893年7月13日,法国海军借口“庆祝国庆”,将炮舰驶入湄南河口,发动《河口战争》,战后泰国被迫将湄公河东岸割予法国。
十年后,泰王拉玛五世被迫和法国进行勘界谈判,但是在划分两国界线,以扁担山脉分水岭为界时,原本在泰国境内的《帕威夏神庙》,由于处于战略制高点,被法国军官作了手脚改划在法属一方。
这个错误当时泰国未予察觉,至今造成泰柬两国不断的边界冲突,而且愈演愈烈。
供奉印度教的《帕威夏神庙》原本为柬埔寨人所建,在泰王拉玛一世时趁柬埔寨内乱和越南合伙瓜分柬埔寨后,纳入泰国版图。


1883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西南门户洞开,除了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外,中国的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也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1892年8月22日,被视为“义盗”,专抢法国人武装财物的陆亚宋一伙在中越边境进攻一股出巡的法军,击毙法军22人,活捉1人,并将俘虏杀头沥血生祭战死的同伙,法国为此立下“23名被陆特宋突袭致死的戴维特遣队成员”的纪念碑,并誓死缉捕陆特宋。
在法国的胁迫下,清政府命令广西提督苏元春剿办,但苏元春很清楚陆的为人,最后只是予以收编,并没有送交法国处理。
面对法国的质疑,苏元春厉声回答“我这里只有陆亚宋,没有陆特宋”,就这样瞒过了法国人和朝政府。
陆亚宋就是后来著名的桂系首领及两广王--陆荣廷。


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前后五年请求,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要他轻骑简从,改装易服,前往吉林、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
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学术上,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如黄龙府,上京会宁府,唐渤海大氏都城,咸平府,五国等地。
最令人称道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永宁寺碑》碑文,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
曹廷杰冒险拓碑文,不是悬崖峭壁之险,而是杀头之险,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格杀勿论!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5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平壤之战点燃,清军叶志超弃城狂奔五百里,于6天后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深刻体认朝廷腐败的孙中山,决定抓住中日战争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两个月后,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但他放弃了向李鸿章上书的“君主立宪”主张,改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共和”思想。
有人觉得孙中山这样的转变有很浓的《支那改造论》痕迹,正中日本的圈套:满汉分裂,共和不稳,日本得以中间调解,让清帝退回满洲,受日本保护。
甚至有人大胆推论,兴中会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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