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
(1894年08月03日)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台湾成为清朝第20个行省
(1885年10月12日)

1684年（康熙23年），清朝在台湾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和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

1723年（雍正元年），在原来诸罗县内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

1787年（乾隆52年），诸罗县改为嘉义县。

1812年（嘉庆17年），增设噶玛兰厅。

1875年（光绪元年），在艋舺创建台北府、基隆厅、卑南厅和埔里社厅，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淡水厅县改为新竹县，噶玛兰厅改为宜兰县。

1885年10月12日，慈禧太后下旨“巡抚分驻、建省分治”，福建由闽浙总督兼管，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正式下诏在台湾建省。

台湾府正式成为清朝的第20个行省。 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但不到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历任四位巡抚后，台湾被迫割让日本。

法国发动河口战争，讨要柬埔寨宗主权
(1893年07月13日)

1883年，入侵越南的法国已拥有半个柬埔寨的宗主权，但仍不知足向泰国讨要另一半，1893年7月13日，法国海军借口“庆祝国庆”，将炮舰驶入湄南河口，发动《河口战争》，战后泰国被迫将湄公河东岸割予法国。

十年后，泰王拉玛五世被迫和法国进行勘界谈判，但是在划分两国界线，以扁担山脉分水岭为界时，原本在泰国境内的《帕威夏神庙》，由于处于战略制高点，被法国军官作了手脚改划在法属一方。

这个错误当时泰国未予察觉，至今造成泰柬两国不断的边界冲突，而且愈演愈烈。

供奉印度教的《帕威夏神庙》原本为柬埔寨人所建，在泰王拉玛一世时趁柬埔寨内乱和越南合伙瓜分柬埔寨后，纳入泰国版图。

琅威理验收巡洋舰启程返国
(1887年09月12日)

1887年9月12日，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后，启程带舰返回中国，次年北洋成军，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

这位应聘到中国，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每天演练各种阵势，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且都“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甚至还“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丝毫不见懈怠。

渐渐地，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

但是三年后，发生了“撤旗事件”，丁汝昌暂时离舰，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琅威理愤然辞职。

此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

广州鼠疫大流行，10%人口死亡%
(1894年07月15日)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中国人私拓碑文格杀勿论
(1885年08月25日)

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前后五年请求，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要他轻骑简从，改装易服，前往吉林、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

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学术上，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如黄龙府，上京会宁府，唐渤海大氏都城，咸平府，五国等地。

最令人称道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永宁寺碑》碑文，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

曹廷杰冒险拓碑文，不是悬崖峭壁之险，而是杀头之险，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格杀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