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鼠疫大流行，10%人口死亡%
(1894年07月15日)

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150万人，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

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但根据其13年死亡1.2万人的数据推算，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2%。

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直到1908年，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

这种死亡率高达95%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如今，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

法国免费相赠，美国却却没钱安置
(1885年08月19日)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天鹅湖作者柴可夫斯基去世
(1893年11月06日)

5岁那年听到歌剧《唐璜》里忧伤之处竟然放声大哭的柴可夫斯基于1893年11月6日去世。从小家庭教师给他取个绰号“玻璃男孩”，就是提醒人们别伤了他易碎的心。

柴可夫斯基作品数量与形式之多，在西方音乐史上是罕见的。一生创作了6部交响曲，9部歌剧和数部芭蕾舞曲都是传世之作，《天鹅湖》、《胡桃夹子》更是历演不衰。

他几乎是最受欢迎的古典作曲家，作品中流淌出的情感时而热情奔放，时而细腻婉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既抒情又华丽。

柴可夫斯基喜欢写信，一生写了6000多封信。他的第一封信是8岁时写的，最后一封是逝世前一个月写的。

为了纪念这位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大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1990年定为“纪念柴可夫斯基年”。

高升号事件耗时十年，清兵士气沉重打击
(1894年08月08日)

甲午之年，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即1894年8月8日，《申报》报道了《重庆号》轮船由天津启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

在这过程中，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高升号事件》的预谋间谍案。

宣战前6天，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近千人丧身，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

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

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

当时在《重庆号》上截获的间谍密件，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

爱迪生作生意把留声机当做录音机出租
(1888年07月14日)

自1877年，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1888年7月14日，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

就在同时，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

爱迪生认为“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

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1897年，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

黄马褂是荣誉象征，也是权术手腕
(1894年08月06日)

1894年8月6日，正当中日战争爆发，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

报道中感到好奇，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卸下黄马褂呢？

有人说，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

如果成功了，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

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有点令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