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私拓碑文格杀勿论
(1885年08月25日)

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前后五年请求，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要他轻骑简从，改装易服，前往吉林、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

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学术上，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如黄龙府，上京会宁府，唐渤海大氏都城，咸平府，五国等地。

最令人称道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永宁寺碑》碑文，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

曹廷杰冒险拓碑文，不是悬崖峭壁之险，而是杀头之险，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格杀勿论！

织布局大火后重建规模更大
(1894年09月19日)

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10年筹建后，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营业兴旺，获利很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不到4年，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94年9月19日，原址重建，规模更大，织布机达到750台，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

原来大火时《申报》所载“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是不出几年，却因经营失当，亏损连年，1901年以后，逐步变为私人所有，并转卖汇丰银行。

这个筹建十年，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
(1894年08月03日)

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开办《万木草堂》，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除了“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外，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著，乡民称颂。

但是，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于1894年8月3日上奏，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煽惑后进，请朝廷严惩。

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

《万木草堂》授课停止，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西樵改革》功败垂成。

次年中日甲午战败，四年后，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

黄马褂是荣誉象征，也是权术手腕
(1894年08月06日)

1894年8月6日，正当中日战争爆发，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

报道中感到好奇，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卸下黄马褂呢？

有人说，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

如果成功了，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

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兴中会是日本军部外围组织？
(1893年09月15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5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平壤之战点燃，清军叶志超弃城狂奔五百里，于6天后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深刻体认朝廷腐败的孙中山，决定抓住中日战争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两个月后，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但他放弃了向李鸿章上书的“君主立宪”主张，改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共和”思想。

有人觉得孙中山这样的转变有很浓的《支那改造论》痕迹，正中日本的圈套：满汉分裂，共和不稳，日本得以中间调解，让清帝退回满洲，受日本保护。

甚至有人大胆推论，兴中会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

法国免费相赠，美国却却没钱安置
(1885年08月19日)

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由法国人民捐款，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

1885年8月19日，这座高46米，重200多吨的《自由女神像》运抵纽约。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1776年7月4日》的字样，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

起初，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还好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

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

1984年，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